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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审判”下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12-06
 

提要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当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已成为全方面展现和评论法院工作之重要载体的时候,社会舆论也因它对审判工作的频频干预而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正常的舆论监督甚至异化为“舆论审判”的形态对审判活动横加干涉,进而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这样的背景,探讨“舆论审判”的成因与内在机理,探索“舆论审判”的司法应对机制,探讨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无疑是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文第一部分以“李昌奎舆论再审案”为蓝本,表现出舆论对司法的强势入侵和不当干预且因此给司法独立造成的严重影响,约1600字。第二部分着眼于舆论审判的基本特征及内在运行机理的探究,以还原舆论审判的本来面目,约2100字。文章第三部分着重对舆论审判的深层成因进行梳理,提出舆论审判之强势主要缘于司法信任危机、司法权威缺失以及法官内在角色定位的影响,并以此形成舆论审判司法对策的理论支撑,约1900字。第四部分是本文重点,基于前文对舆论审判的深度研剖,该部分对舆论审判的司法应对提出制度性建议,包括建立舆情监测研判机制、工作信息发布机制、社会舆论引导机制及危机舆论应急机制等四个方面,以期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平衡,并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约3000字。

 

引言

权力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否则将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审判权亦不例外。毋庸置疑,舆论监督在我国当代法治化进程中功不可没,实践中无数事例均证实了舆论监督对社会公正的彰显、法治精神的培育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一度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然而,随着“后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特征使舆论对审判的侵入日渐强势,并伴随着近几年重大影响性案件的浮出而成为司法无法回避的主流话题。“李涌”、“彭宇”、“邓玉娇”、“许霆”、“药家鑫”、“李昌奎”这些舆论肆意宣炒的名字频频冲击着民众眼球,并正在凝聚更广范围的社会治理力量进而演变成规模庞大的“舆论审判”形态。“舆论审判”究竟为我国现代司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司法机关又该如何摆脱“舆论审判”的困境?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法治前行的方向跟轨迹。为此,笔者将通过“李昌奎再审案”这一典型个案展现舆论对司法的强力影响,对“舆论审判”予以横向与纵向的深度剖析,探究其实质及其运行模式,进而探索“舆论审判”的应对机制与网络时代司法危机公关的基本策略,以期唤起舆论与司法的重新定位和良性互动。

    一、舆论审判——中国司法不能承受之重

“李昌奎”案引发的质疑

2010516,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因感情纠葛以及两家的纠纷与王家飞(18岁)发生争执,后李昌奎在王家厨房门口将其掐晕后实施**,并使用锄头将敲打致死。而懵然不懂年仅3岁的王家红(王家飞之弟)则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方。2009520,李昌奎在出逃4天后逃至四川省普格县时向城南派出所投案自首。

2010 7 15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为由,以**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并赔偿王家 3 万元。随后,李昌奎提出上诉。2011 3 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李昌奎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并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因此作出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终审判决。

机缘巧合的是,此案与另一起已盖棺论定的公案——药家鑫案,发生的时间段相当接近。当两起案件同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公众势必要将两起案件的案情及量刑结果反复衡量比较。于是乎,云南省高院二审“柔情”判决一经作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一片。在公众眼里,李昌奎的犯罪手段及社会危害性,比药家鑫更甚,甚至可以说是“塞家鑫”,那么为何药加鑫被判以死刑,而李昌奎就能幸免于难?对死刑适用标准的差异,公众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面对汹汹舆论,云南省高院曾一度通过媒体捍卫判决的公正性,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就曾在采访中表示:“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并宣称“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然而,李昌奎一案所引发的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仍然使云南省高院不堪重负,201174日,云南省高院称已派专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不日将会向社会公布结果。2011716日,云南省高院向被害人家属送达再审决定书,李昌奎一案正式进入再审程序。2011822日,云南省高院在昭通市开庭,对李昌奎故意杀人、**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当庭宣判: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本案终因受到舆论因素显著牵制而成为“舆论审判”的典型样本。

引发舆论审判之个案缘由

司法独立与社会舆论的关系问题早就已是老生常谈,如果说之前司法还表现出一副迂回迎合之态的话,那么这一次,李昌奎一案在被害人背后无特殊背景、案情无特别曲折的情形下最终被“民意”引至再审并改判,则无异于一种直接跟风,足以为我们敲醒警钟。当然,这起个案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死刑案件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都因备受关注而极易沦为舆论中心案。而死刑适用标准通常又含有巨大的司法裁量空间。司法裁决中包含愈大程度的价值判断,也就愈容易遭受质疑和非议。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重刑文化”积淀的国度,重刑主义早已普遍根植于公众理念。尤其在如李昌奎一案这样的自然犯罪案件中,“杀人偿命”几乎是舆论依据朴素良知认定的正义底线。云南省高院推行“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却不合时宜的与药家鑫一案在公众视野中同时现身,刚好触动公众道德情感的敏感地带,引发强烈反弹也当在预料之中了。

事实上,随着“后网络”时代的到来,舆论渠道的空前便利所导致的信息爆炸与传播领域监管的相对滞后也是舆论审判个案产生的重要原因。当媒体习惯性以某些边沿性的话题、新潮性的观念、震撼性的词眼来吸引公众目光时,往往使得一个普通的个案纠纷演变为一起颇具影响力、极具讨论价值的公共案件,而其中司法职业逻辑与普通公众判断之间的基本矛盾,又常常在某些个案中得以突显,甚至被无限放大,导致“舆论审判”之势愈演愈烈,并对司法独立产生不可言喻之侵害。

二、舆论审判之溯源考察

舆论审判的基本特征——情绪性

但凡能够引发舆论审判的事件,都充斥着情绪性舆论。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深厚感情色彩的声音如何能引发如此激烈的共鸣。事实上,社会舆论既便于人们进行正常的舆论监督、揭发犯罪,也便于人们表达不满,因此情绪性舆论并非不合理,但也尚须甄别权衡。至少这样的论调万不能代表民意之全部。首先,在司法个案进入舆论演变为一场司法公共事件的过程中,伴生着大量或真或假的信息,这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异化”。在一个司法公共事件中,过于庞杂的信息可能自成体系,脱离个人的控制范畴,致使人们表达、判断和决择过程都被这些异化的信息所扭曲,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由自主的跟风或表现出某种倾向,从而直接侵蚀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实现目的。其次,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公众群”特点导致其并非全体公众的社会意见表达。它很可能只代表了生活在某些地区、有类似成长背景和生活条件,并有足够闲暇在网络中逗留且乐于“拍砖”的这一特定人群之意愿。最后,中国社会中的社会舆论并不完全是公众法治意识的集中迸发,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表达,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受压抑的情感宣泄和爆发,比如公众仇富、仇官等心理显露,而这些影响性公众案件其实不过是人与人情感交流与宣泄的一种符号载体。因此,绝不能将社会舆论直接等同于民意去迎合,如果任由舆论左右审判并一味屈从,必然会使司法陷入背离法治的歧途。

因此,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民众希望以舆论监督根除司法腐败的期愿,但是若以舆论代替“民意”来随意评价判决结果则绝对是法治的悲哀。在我们提到过的“李涌”、“邓玉娇”“许霆”、“药家鑫”、“李昌奎”等案件中,舆论的直接表达几乎从不涉及法律信守的问题,而是着眼于如何对侵害者实施足够的惩罚,呈现出道义上“以牙还牙”的强烈诉求。这些案件鲜明地表现出公众直面现实的情绪心理,是情感与心智的符号传递,却并非对法治理想的反思与追求,也无利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舆论审判的本质——拟制审判

依据美国学者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舆论审判”实质上是对经传媒搭建的“象征性事实”的“镜像反映”而形成的拟制审判,是一种经现代媒介手段包装、修饰、重组出来的感官正义。在这种拟制审判里,“公众基于从舆论争鸣中获取的信息,受到其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左右”,从而做出对案件的“视听评判”和“良心权衡”。在这里,道德上升为基础性的法律,经验成为最具决定性的证据,判决结果是自娱自乐式的大快人心。

如果说“舆论审判”依据的是舆论构建出的受众的主观事实来进行的审判,那么司法审判则是根据相关执法人员收集和提交的证据材料构建出的法律事实进行的裁决。两种模式下据以认定的事实与纯粹的客观事实之间都必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偏差。但显然,这两种看似相似的模式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差异往往外化为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冲突,并同时表现为“舆论审判”对司法的侵蚀性影响。

舆论审判的运行模式——间接影响模式

通过对一系列影响性诉讼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案件与人名已经成为现代“符号化消费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法律文化产品,而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体制框架下的司法案件。舆论正是利用这种鲜活的符号表达连接多种社会力量,如政府部门、民间组织等,间接的对司法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发展至极时便形成“舆论审判”之势。因此,舆论影响司法并不是简单的通过提供某种信息进行引导,而是“通过媒体的表达影响公众意见,通过公众意见左右政府及领导的态度,通过政府及领导的态度最终改变案件的裁判” 这种方式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间接影响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对待极个别的被纳入到公共视野中的特别或重大案件时所作出的“非常规处理方式”,因此,通常来讲,其解决的方法都极其特殊。一方面,党委、政府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给予纠纷主体特别是受害者充分补给,以平息事件源头;另一方面,再运用行政权力或司法强制力给事件中处于强势的一方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不尽合理的主张或做出弥补错失的举措,从而达到重新平衡各方力量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上的孰对孰非并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各方利益的弥合才是最主要的权重法码。这种模式显示出社会舆论对司法的间接干预与深度入侵的普遍方式,极具中国特色。

三、舆论审判之成因剖析

司法信任危机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重大典型的司法腐败案件所暴露的“司法失公无信”现象在公权力广泛遭受怀疑的大背景以及司法所独具特殊敏感性的双重影响下被放大后,公众对司法公信力开始产生习惯性质疑,甚至进一步上升到对整个法院组织和法官群体的怀疑和讽刺,使普通民众对司法本已强悍的不信任惯性更加顽固,本该是拥有良好社会信用的法院和法官正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

体制内,近些年的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反对票数和弃权票数居高不下,甚至还出现了某些地方法院的工作报告未获通过的情况。不难想象,在党委领导、逐级推荐、多方协调的一元选举体制下,此现象表明体制之内的代表们对法院工作的不信任、不同利益团体和社会阶层对司法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体制外,民间对公众案件的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也普遍存在不信服。在“许霆案”中他们对判决结果理直气壮的诘难,在“彭宇案”里他们对法官发出歇斯底里的苛责,都昭示着司法正在遭受着不可忽视的危机。2008年的“决斗书事件”则暴露出一种更加危险的倾向,文明社会的理性司法居然受到“丛林法则”的挑战。民众的这种不服膺通过媒体、网络弥漫开来,使本身就脆弱的司法权威逐渐沦为民众“义愤填膺”的牺牲品,严重的阻碍了法官地位的提升以及法院功能的适时扩张

“人民法官”的角色特性

在中国,法官是“人民法官”,我们既没有精英法官的法律传统,也缺乏精英法官的体制框架。反观国外,法官精英文化的氛围,将法官造就成为一个显贵的上流阶层:他们拥有共同的学问及方法,在垄断法律知识的同时,养成了一种贵族式的排他优越感,甚至会“对民众的判断力产生一定的轻蔑。但正是“这种似乎与民主精神相左的优越感”构建了法官有效抵制“舆论审判”的心理屏障。中国的法律传统则刚好相反,深植人心的清官文化影射出民众对“包大人”式清廉法官的强烈期求。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法官不但忠于法律,更应拥有着不顾一切“为民做主”、敢与权争的强大魄力。另一方面,从司法过程上看,传统法官们的非专业化特质,再加上自汉代董仲舒“引经决狱”开始的法礼合流的理念,使他们在决案时往往舍法循礼,以顺乎民意为由突破法律规范进行裁判,并能得到官方的嘉许和民众的赞颂,亲切谓之“父母官”。这样的习俗使得中国的法官们养成与一般民众相维系的平民思维方式,而这种平民法官的角色特性,使他们对社会舆论没有抵制的自觉,反而轻意成为舆论诘难的积极承受者。

司法权威缺位

当民众对司法权威有着高度的心理认同,便能在无形中整合社会舆论对司法的多元评价,使主流舆论能够为审判独立提供精神支持,增强法官对舆论批评的承受能力。然而在我国,司法权威严重不足已是不争之事实。在这样的语境下,法院为此不得不承担起双重压力:既要对法律效果负责,还要对社会效果负责,才能不至业已存在的司法危机扩大化。

司法权威的式微更使得法院在国家权力的科层体系中自主性不足,不但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处处制肘,还直接影响到审判独立的支撑,令法官缺少必要的职业保障。实践中,法院对个案的处理须服从更高阶位的政治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院通过公正的司法行为累积权威和声望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更难取信于民了。与此同时,由于司法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界划分不清,法院的司法活动被额外附加了许多社会治理目标,使得法院除了忠实于法律信仰,还成为社会治理政策的直接实践者。因而如上文所述,在许多舆论影响司法的案件中,法院的压力往往直接来自于上位者,而非社会公众。

四、舆论审判下的司法应对

建立舆情监测研判机制,树立司法能动态势

网络是一个信息量巨大的空间,从海量信息中及时掌握涉法网络舆情,才能有效防止网络舆论监督异化为“舆论审判”。一是成立舆情应对工作办公室,与社会资源合作组建网评员队伍。网评员是一个有着严格专业要求的职业,他们必须能够熟练的使用甚至开发各种搜索工具,有足够的网络专业知识和舆情应对意识,能够通过各种敏感词准确收集涉法舆情并作出及时而合理的回应。而且这种人员的数量必须足够庞大才能应对大量网民的质疑并从司法角度引导公众,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法院体系尚无如此能力和精力广泛组建这样的团队,与已存在的一些社会资源,如网络服务公司合作建立、合理分工才是实策;二是在市级以上法院建立舆情报备制度。由网评员定期将收集的本地区或更广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涉法网络舆论上报法院宣传部门,由宣传部门形成涉法网络舆情信息通报,及时掌握舆论动态。三是建立涉法舆情研判机制。成立由院长为组长、分管领导、纪检监察部门及其他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涉法信息分析小组,对通过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汇总、整理、提炼和分析,研究解决方法;对影响较大、牵涉面广的信息,召开专题分析研讨会,聘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与研讨,制定科学解决方案;对信息反映可能引发舆情危机的重难点问题,深入调查剖析,综合运用量化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探究问题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找出相应对策。

建立工作信息发布机制,培育司法公信力

建立法院工作信息发布机制,是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允许媒体自由报道和评论司法行为早已是现代各国立法的通例,它有利于控制司法的专横和腐败,是司法权监督的重要渠道。同样,我们也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工作信息发布机制及时把握舆论话语权,培育司法公信力。

工作信息发布包含了几乎整个审判流程的公开和合理程度的透明。首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法院网页上公开立案标准、条件、程序等信息,网上立案并公示,促进司法效率。其次在审理阶段,主动将舆论热点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司法动态向民众公布,自觉排除网民的合理怀疑,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同时有选择性的将某些有社会意义且不与公开规则冲突的案件进行网络庭审直播再次是裁判文书的公开。通过文书内容的网上公开,有助于向公众宣示法律的公正与理性,展现法院系统积极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态度,一方面可以汇集民智发现和指正裁判文书中的瑕疵,一方面也可以让承办法官产生内省力,廉洁、高效的办案。最后是执行信息的网上公开。我国目前正在使用的全国法院信息查询平台是个有效的方式,对执行案件的基本信息在网上公布,曝光不配合法院工作的“老赖”,使执行信息透明化,满足了公众对执行案件的知情权,也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培育。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指引司法社会公评

一是善用主流媒体引导司法网络舆论。从理论上讲,现代媒体特别是网络传媒的大容量和传播技术的开放性特质使任何人在网络上传播信息成为可能,从而产生大量的信息垃圾。但网上信息的太多太滥,更唤起人们对高质量可靠消息的需求,从而对专业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有了更多依赖。因此,各级法院在自己的网站以外还可以于与括网络在内的其他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网、新浪、搜狐、雅虎等在网民中有影响力的权威网站合作,保证大量理性、可靠的信息在网络上有效运行,并以信息权威总汇的规模效应,拓展信息的辐射空间,从而良性的引导网络舆论。

二是善用意见领袖培育司法主流民意。意见领袖,即掌握权威话语权的组织或个人。资深法官、精英律师、权威法学家、专业法律媒体人等都可能成为法律界的意见领袖,他们对主流民意的形成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司法公关要重视意见领袖的独特作用,利用意见领袖优越的信息来源、知识背景、专业技能、社会地位等资源有效掌控并指引公众心理认同,培育关于司法的倾向性优势舆论和主流民意。法院一方面要与现实中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合作,采取多种形式主动与他们保持稳定的交流,并安排他们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渠道向公众传达正确、完整、专业的信号;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和培养意见领袖,特别是法院系统内部的意见领袖,为自己全面营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三是善用整合公关指引司法社会公评。整合公关是指在公共关系的过程中充分整合各种传媒工具和渠道资源,形成“舆论合力”,促使公关成效最大化。运用整合公关要求法院系统有意识的与媒体合作互动,通过发言人等向司法主流媒体发布有关信息,同时将常态定期新闻发布与非常态应急新闻发布结合起来,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法院有关重大动向,结合新闻媒体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提供司法活动的相关材料,由这些媒体进行及时报道和评论,引发其他各媒体的同步报道的广泛关注,借助舆论内在产生的合力引导公众以客观公正的立场评价司法,使舆论监督不仅成为司法的外部监督,也成为“增加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建构司法权威的保障力量”

另外,法院系统以发言人为枢纽保持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定期沟通和磋商。同时创新信息发布的方式,探索通过网络视频和文字资料直播等新兴方式实现与网民的直接互动。发言人还可以会同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相关媒体组成调查采访小组,深入特定事件现场或直面特定人物,采用组稿、多媒体等形式整合资源,发动全方位、立体式的公关行动,指引客观公正的社会评价立场。

建立危机舆论应急机制,调控司法舆情倾向

一是做好危机舆论的应急预案,直面舆论情绪。法院系统对危机舆论的研判和应对能力,是司法能力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会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而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搁置,都会导致负面舆论能量的进一步聚集。要改进法院的立场表达,把握住社情民意的脉搏,认真倾听公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某些非理性情绪,以促进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化解社会隔阂和对立情绪。

二是在危机舆论发生后快速反应,公开透明。遭遇突发事件,法院要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依据事实尽快形成官方观点,把涉及群众利益的公众事件真相公开揭示,力求取得民众的认同,记得话语权、掌握主导权,引导舆论。对此,法院系统应转变思维,哪怕“烫着自己的手”,也要让沸腾的民意“变成蒸汽慢慢消散”,防止壶底烧穿。

三是动态反应,问责开启。随着舆论的发酵、矛盾的激化或转移,迅速调整立场,更换手法,对舆论关注的不作为或不良责任人果断做出处理。针对某些负面新闻,一旦调查属实,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避免上级法院为下级法院、法院系统为个别法官的问题“背书”,更不能下意识的为自己的官员辩白修饰,以避免“越抹越黑”的被动循环。

结语

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并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法制理念的加强给司法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系统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坚守自己的立场,既要重视和自觉接受舆论的正常监督,也要坚决抵制舆论审判的不当干预,防止司法对舆论的过分迁就和盲目顺从,以制度性策略确保舆论监督与法院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交融,促使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新闻自由第四权1974年已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提出的。他认为新闻自由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利(Institutional Rights),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因而必须受到宪法的保障。媒体拥有相应的保障,使其成为国家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才能监督政府,防止滥权。转引自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374页。

“舆论审判”(Trial by Media)源自美国,是指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而对被告和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非理性的、道义上的裁判。

格祺伟、李洪洋:《村民奸杀少女并摔死男童,因自首悔罪获死缓》,载http://news.sina.com.cn/s/2011-07-03/033822746792.shtml,于201247日访问。

见注

刘子瑜:《云南高院:不能以公众狂欢式的方式杀人》,载http://news.163.com/11/0713/10/78R7VGIH0001124J.html,于201248日访问。

张立彬、郭志远:《信息异化的社会根源及其控制研究》,载《情报科学》2009年第1期,第32页。

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symbolic reality(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见时燕子:《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的分析与批判》,载《创新科技》2011年第4期,第16页。

见张冠楠:《“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载《现代视听》2011年第4期,第21页。

栗峥:《传媒与司法的偏差2009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为例》,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第14页。

20004月,青海省共和县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了不予通过法院工作报告并授权常委会继续审议的决议;20012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未获通过;2001125日,陕西省澄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人大评议中因大多数代表不满意而未获通过;2007124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在衡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因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而未获通过。

据《成都商报》20081230日(新闻看点:老汉向法院院长下决斗书  市委书记称必有冤屈)报道,20081125日,湖南郴州55岁老人彭北京,通过博客和天涯论坛等场所,发布一封《决斗书》,矛头直指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晓龙和执行局长郑建华,要求以原始的丛林法则,与二人决一生死,以解决有关司法遗留问题。

贺卫方:《试析托克维尔的一段话》,载于贺卫方的博客,http://heweifang2009.blog.163.com/blog/static/111846109200643013933929/,于201261日访问。

对案件进行网络直播是否合适目前在理论和学术界争论很大。笔者认为,从司法公开与舆论监督权利基础的公民知情权这一关系出发,公民知情权权利位阶应当高于反对网络直播依据的司法独立权,同时只要在网络直播时通过一定的技术辅助,也可以将影响司法独立的情况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应当允许对某些适合公开的案件进行网络直播。

“主流民意”是指经媒体的选择性构建与受众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拥有经历和知识混合形成的一种处于优势地位的共识。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

陶鹤山:《论舆论合力》,载《新闻知识》2002年第1期,第8页。

孙长春:《司法权威的制度构建—以我国法院审判为视角》,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07页。